中国的文化有所谓“避讳学”，为尊者讳、为亲者讳已是司空见惯之事。但还有一种“避讳”，即为仇者、敌人，甚至犯了错误的人“避讳”，将他们的贡献，或正确的见解也一笔带过，甚至抹煞。
众所周知，“文革”时期，中国的出版业除了领袖、伟人的著作和儒法斗争等配合“形势”的出版物外，其他能够出版的寥寥无几。但有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，却是在这一阶段校点和出版的，这就是中华书局版的标点本“二十四史”。
为什么能在“文革”中集中大批的史学界一流专家汇集北京、上海从事“二十四史”的点校整理呢？以往的文章、著作中，都只说是毛主席、周总理关心的结果，包括许多当事人的回忆，也是语焉不详。最近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顾潮女士的专著《历劫终教志不灰——我的父亲顾颉刚》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）一书，才对其中一些细节得以明了。作为顾颉刚先生之女顾潮，已出版了《顾颉刚年谱》、《顾颉刚传》，这次又以第一手的资料撰写了这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传记。
据顾潮女士提供的资料，1971年4月，北京召开出版会议，由于毛泽东主席对于历史的偏爱，姚文元便在会上提出了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。在“文革”以前，只有前四史，即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得以标点出版，4月2日，姚文元在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中，提出此时应继续完成其他未标点的史书，以“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”。当日周总理即在信上批示：“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者外，再加‘清史稿’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，请人标点，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，究如何为好请吴庆彤同志提出版会议一议”。4月7日，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及国务院出版口、中华书局领导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（顾颉刚先生所在单位）军宣队领导到顾颉刚先生家中向其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。随即顾先生便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开列了工作名单，但他不知其中有几位已在“文革”中去世，如陈寅恪、蒙文通。29日，顾先生出席“廿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标点印行工作会议，会上讨论了他的计划书及中华书局的计划，决定抽调人员集中到北京、上海两地，组成两个标点组，各承担若干部，分头进行。每史都指定一个负责通读复阅，以统一体例。各史校点完毕，由顾先生总其成，审查定稿后，由中华书局出版。
5月中旬，毛泽东批准了这次会议所拟定的工作计划。由于有这一尚方宝剑，中华局局便从全国各地抽调了许多史学界名流，如唐长孺、翁独健、王仲荦、白寿彝、郑天挺、邓广铭、吴泽、罗尔纲、陈述、王毓铨、孙毓堂、张政?、启功、周振甫、阴法鲁等，参加了这一工作。在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下，“二十四史”的点校工作，在客观上便保护了这些学界名流免遭批斗与专政的厄运，因为有些学者就是从“牛棚”、“五七干校”中借调来的。因当时顾颉刚先生已年近八旬，再加上体弱多病，以后整个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的校点工作，实际上是白寿彝负责，并成立了点校组，由白寿彝任组长，赵守俨、吴树平任副组长，唐长孺、翁独健、陈述、王毓铨等各史专家分工合作完成的。
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的校点，从1971年5月开始，经北京、上海两地80多位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，于1973年底校点完毕，至1978年全部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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